只不过相对于技术型司法而言，作为中国社会传习已久的司法文化传统，情理型司法在增强司法的社会参与性和促进社会纠纷更合理地解决上，能够发挥出更加显著的司法效果。
社会之所以需要政府并选择一些人组成政府，乃是为了执行和守护体现公意的社会公约，因此，政府首先是法律的工具，是经由法律的批准而产生并为实施法律而效力的工具。如果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可以被蔑视，则法律本身便无神圣性可言了。
由于权威是一种能够引起自觉服从的力量，故实行依法治国就必须在政府和公众的观念中树立起对法律的信仰，并以各种制度措施来予以支撑。有些人对权利神圣的观念持否定态度，他们所提供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个体权利反映的是个体（或个人）利益，如果承认一切个体利益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便难以控制追求不正当利益的损人利己行为，他人权利和社会共同利益必然会受到破坏。其法理蕴义包括七个重要之点：治国者先受治于法。一切治国者，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机构，都必须随时准备接受法律的评价并须为违反法律而承担责任。5.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实行依法治国，必然涉及到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同时，法律本身也可以是一种工具，但它首先是社会的工具，是社会规范和控制政府行为的工具，只有在上述既定前提之下，才能在第二位的意义上把法律看作政府的工具。在此种意义上，法律不是任何人的工具和手段，相反，它是文明进步所凝成的生活规范，是人类良知的理性化体现，是社会正义所发出的绝对命令，是每一位有道德自觉性的人所必须遵循的行为指南。二是，软法为正式法律规则提供了解释依据。
强制性规范向普通民众传递的信息是命令性的，且往往以不利后果作为对违法行为的制裁。软法概念最初指向的就是各类国际组织、跨国组织藉由充分沟通而制定的大量不具约束力的文件，这些文件发生实效的基础也是仰仗成文后的持续沟通。大致上，补充作用可见于两类情形。进而言之，所谓软法概念的正当性，即软法概念可以为人接受的正当理由。
一是，正式法律规则在文本中明确提及不具有法律性质的规则、建议或标准，指示后者应该得到相关行动者的尊重和参考。Justification有证明为正当。
第三，软法制定、实施并发生实效的核心机制是商谈沟通以及通过商谈沟通完成合法性认同或合意。让规则再生产过程更多具备商谈性沟通（deliberative communication）特征，已经成为法律实践的选择偏好，也被众多的理论家看好为促进合法化的路径。[24]参见桑德拉?黑贝尔斯、理查德?威沃尔二世，《有效沟通》（第7版），李业昆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6-11页。[17]例如，《宪法》（2004）第9条第2款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
参见周华兰：浅议国际软法，载罗豪才主编：《软法的理论与实践》，前注1，第371-392页。其倾注心血，领衔一批公法学人，于此题域开疆拓土。秦国商鞅变法，以徙木立信的方式，向天下民众宣布其法之必行。[1]特别是，其与宋功德教授合著《软法亦法》一书，从部门法层面一跃而至法理学层面，提出崭新的法概念重述，以及软法/硬法混合法治理之命题。
然而，即便在事实上有更多的理由支持行动者选择软法，即便情感调动可以说明为什么软法有着实际的效力，即便规范性可以不只是命令、还包括认可，以上论述似乎仍然没有解决László Blutman教授提出的问题：软法得到普遍服从或认可、发生实际效力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事实，不能为其提供坚实的规范基础。[36]然而，与民主社会中的硬法类似，软法若无法得到法律受众的基本认同，主要依靠外在他律或激励或情感调动，也会遇到实效难题。
[7] 同属功能理论家族、且对软法概念具有重大支撑作用的，还有对形式主义和实证主义法律观予以解构的理论。法律的沟通主义进路并不是要硬生生地用沟通替换强制，仿佛要在法律世界中植入沟通要素，完全否认法律的强制特征。
[41]James E. Grunig and Larrisa A. Grunig, supra note 16. [42]参见贡特尔?托依布纳：匿名的魔阵：跨国活动中‘私人对人权的侵犯，泮伟江译，载《清华法治论衡》2007年第2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所谓软法概念正当性理论，即阐述或可用来提供这些正当理由的理论。国家以外其他共同体形成的规范，并非都不具备强制约束力。此外，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子系统，可能会构成匿名的沟通魔阵（anonymous matrix of communication），而个人的权利有可能会遭受到沟通过程非人格的结构性侵犯。而这两方面可以归结到一点，即非国家共同体规范形成权是这些共同体自身固有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不可能是再把他们强行打回适法者的理想/假想原型，不可能是让他们披上技术或法律专家、精英的外衣。
沟通过程由发送-接收者（sender-receiver）、信息（message）、渠道（channel）、噪音（noise）、反馈（feedback）和环境（setting）等要素构成。[8]其中，颇具影响力的是法律多元论（legal pluralism）、法的自创生系统论（autopoietic law）等。
然而，即便是在国家法观视野下的法律体系之中，法律规范也并不总是内含命令-服从-否则严惩的强制信息。[23]参见马克?范?胡克，前注5引书，第178页。
[17]其对执行国家任务的各级政府而言，无疑是指示性的。出自公共权威的建议往往比出自鲜为人知的个人或社团的同样建议更有份量，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给予权威相当的尊重，而无论是否存在命令性法律关系。
沟通的力量首先在于分享。[7]同上，第614-615页、第 623页。或者，完全不用带有法字的用语，而仅以其他行为规范或社会规范称之。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它表明了软法具有事实效力、发挥其形塑受众行为的真正机制和基础在于沟通-对话-论证，也表明了软法与硬法在这一点上的接近性或相似性，更加重要的是，它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搭起了一个桥梁。商谈沟通因其内在的分享、说服、协商、论证等力量，是法律形成、发生实效甚至获得合法性的固有机制之一。
换言之，要解答软法为什么可以视作法，软法在规范意义上（而不是事实意义上）为什么应该得到服从的问题，或许可以着眼于寻找软法与硬法共享规范性基础的可能性。近八年时间，已使软法之学颇具规模。
2、正式法律规则要求遵守、尊重和参考非法律的规范，实际上已经将其变为传统意义上的法定义务。在这个世界，清晰、有效的沟通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是必不可少的。
于是，它们不断地生产大量的行为规范，这些规范形成独有的合法/违法的二元编码机制，就某行为作出法上的正确和错误的评价认定，并通过沟通或交往的系统，影响和塑造参与者的行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各种社会子系统（包括但不限于国家）都分担着治理的角色，既封闭自治又对外开放：在内部沟通网络中完成有规则的自我治理。[42]例如，企业间形成垄断性价格同盟对消费者构成侵害。其中，噪音是阻止理解和准确解释信息的任何障碍。
而沟通的多样性和局限性及其对软法的意义，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例如，立法是一种特殊的沟通形式，通过立法，立法者设立规范，传达给许许多多当下和/或未来的（法律上的）人，这些人被期待会尊重并遵从这些规范。
国内学者也多持类似观点，恕不一一例举，详见前注所列研究文献。[21]同上，第38-46页、第47-49页。
[15]此观念或明确或暗示国家这个词得享至高无上主权者的意义。如同国家法中共存硬法与软法一样，其他共同体形成的规范也存在硬法与软法，区别都在于是否具有强制约束力。
